教育是終結貧困的關鍵工具，但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學習中斷與資源匱乏，正逐步侵蝕其效能。根據世界銀行2024年報告 ¹ https://ceh.unicef.org/events-and-resources/knowledge-library/learning-interrupted-global-snapshot-climate-related-school ，若全球升溫達3°C，2024年出生的10歲兒童將面臨比1970年出生者更頻繁氣象災害，包括2倍野火與熱帶氣旋、3倍洪患、4倍歉收與5倍乾旱。過去20年間，影響逾500萬人的極端氣候事件中，有超過75%的學校曾因基礎設施脆弱或被徵作避難場所而被迫停課，導致學生的學習中斷時間顯著加長。高溫也影響學習表現，例如在巴西最炎熱的地區，學童每年可能因高溫損失1%的學習進度。長期來看，全球氣溫升高可能導致學生損失0.66至1.5年的學習時程，進而引發收入降低、生產力下降與社會不平等擴大等問題。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（UNICEF）估算，截至2024年，全球至少有2.42億名兒童學習受氣候衝擊影響² https://documents1.worldbank.org/curated/en/099043024150036726/pdf/P180005171cc7c0c91a8b011d03080e9086.pdf 。南亞尤為嚴重，其中印度就有1.28億名學生面臨學業中斷。極端氣候如熱浪、洪水與空氣污染已迫使印度多地延長停課。例如北方邦（Uttar Pradesh）與恰蒂斯加爾邦（Chhattisgarh）因熱浪延長假期，德里（Delhi）因霧霾停課數週，卡納塔克邦洪災（Karnataka）更損壞近7,000所學校。災後重建困難、經濟壓力亦使部分兒童無法復學，導致長遠的教育不平等問題加劇。

為因應氣候變遷對教育系統的衝擊，並強化教育在經濟發展、減貧及社會凝聚上的作用，各國需從多方面著手，包括：強化教育治理與基礎設施韌性、確保教學持續性、賦予師生推動變革的角色，並逐步將氣候行動納入教育法規。歐盟於2021年實施《氣候法》（European Climate Law）³ https://climate.ec.europa.eu/eu-action/european-climate-law_en 推動以「永續素養（Sustainability Literacy）」為核心的教育政策。其2022年發布的「GreenComp」能力框架，提供適用於各年齡層與多學科的能力基準，引導各國教育政策、課程與非正式學習發展，並鼓勵教師培訓與資源整合。台灣方面，我國教育部於110年制定了「新世代環境教育發展（New Generati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Development, NEED）」⁴ https://ncsd.ndc.gov.tw/Fore/SDG13 中長程計畫，提升學生系統思維及教師跨面向永續視野。學術機構如中央大學環境永續研究中心、台灣大學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國際學位學程等單位，也參與氣候教育研究與師資培訓，深化教學內容。

然而，資源匱乏或弱勢偏遠地區的學校，因基礎設施氣候脆弱度高且師資短缺，往往難以推動氣候教育，造成學生在知識與應對能力方面存在顯著缺口。為彌補此困境，教育部於103年發布「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教育計畫要點」⁵ https://edu.law.moe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GL001394 ，整合教學與實務，透過多層次人才培育與產學合作，提升防災與調適能力。產官學合作已成為重要策略，如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與高雄加昌國小合作開發「水撲滿」能源課程，讓學生透過實作學習氣候調適⁶ https://www.delta-foundation.org.tw/blogdetail/2138 。學術機構亦與國際研究組織及科技公司合作，開發校園風險管理工具。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（NOAA）開發的氣候韌性工具包，即提供學校與社區進行風險評估與調適規劃的重要資源⁷ https://toolkit.climate.gov/#steps 。